我和Jorge在委內瑞拉世界醫學生大會的會場中合影, 即使身為大會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壓力龐大, Jorge還是露出一貫咧著嘴的笑容, 看起來仍舊是那一副憨厚老實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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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y best friend. He is the first person I met in IFMSA.” Jorge摟著我，用他一貫結巴的英文，很努力的告訴他身邊的拉丁美洲朋友，然後再補上一堆我聽不懂的西班牙文來補充我們之間的友誼。
同樣的情節，同樣的對話，隨著我和Jorge友誼的延伸，發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在葡萄牙、在南斯拉夫、在台北街頭，而最近的一次，是在Jorge的家鄉 –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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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Porto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城市，擁有所有我心目中成為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的條件，Douro河由東西向貫穿Porto，把Porto分成兩個部分，就像泰晤士河滋養著倫敦、查爾斯河孕育出波士頓，Douro 河的航運，也帶動了Porto的繁華，河南岸的山坡，是著名的紅酒Porto wine的故鄉，山坡內一間間的倉庫，飄著紅酒淡淡的香，悠久的歷史，在Porto的市容中留下了豐盛的中世紀建築，這裡沒有英國的陰鬱，沒有北歐的寒冷，迎接遠道而來的觀光客的，是燦爛的伊比利陽光！
因為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的緣故，我在2000年夏天來到了Porto，那是大會期間一個忙裡偷閒的午後，經過早上密集的開會，沒有什麼比用上一頓豐盛的午餐更令人期待的了，我跟時修學長坐在餐廳靠窗邊曬得到太陽的位置，讓伊比利半島和煦的陽光晒在身上，口中討論的，還是令人忐忑的台灣會籍問題。
我跟Jorge是在這時候認識的。
Jorge在我們身邊坐了下來，試著要跟我們聊天，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只知道他雖然很努力的要講英文，卻總是在兩個英文字中間，不由自主的出現一大堆陌生的饒舌音節，憑著前一年在墨西哥待了兩個禮拜的直覺，我知道那是西班牙文。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和時修學長漸漸感覺到Jorge的挫折，我想，努力了十幾分鐘，卻仍然沒有辦法介紹自己，一定是一種地獄般的感受，於是，溝通的模式逐漸從我們等待Jorge想出正確的英文，變成我跟時修想一大堆他可能要講的話，讓Jorge來選。終於，情況漸漸清楚了，Jorge來自委內瑞拉，他想替委內瑞拉爭取加入IFMSA，這是他第一次來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也是委內瑞拉第一次有代表與會，他剛剛才從機場抵達飯店，找了很多人都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於是，我決定帶Jorge去找Mats – 當時IFMSA的President，Jorge跟著我在旅館中東奔西跑，終於在樓梯間逮到Mats，我告訴Mats︰“This is the delegate from Venezuela, this is his first meeting, can you help him？” Mats當時正跑著上樓梯，顯然在忙著什麼事，他和Jorge握了握手，然後對我眨了眨眼睛說︰“Tony I am quite busy now, can you take care of this？” 然後就跑上樓去。其實，那也才是我第二次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
既然Mats已經從眼前消失，我總不能任由Jorge再次回到那群他無法溝通的人群當中，於是，我靈機一動，決定幫他找會說西班牙文的國家的代表，我請Jorge跟著我，穿過餐廳，尋找著我認識的Spanish-Speaking國家的代表，終於，我看到巴拿馬的Juan Manuel (Juan後來成為我前一任的IFMSA Vice President on Internal Affairs，不過那是另一段故事了)，看到他們毫無阻礙的說著西班牙文的樣子，我終於放下心中一塊石頭。Juan答應我要照顧Jorge，於是我就先行離開，繼續去忙鞏固台灣會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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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下午開始，我每次遇見Jorge，他總是跟說西班牙文的國家的代表們在一起，但是只要他看到我，一定毫不遲疑的給我來個熱情的擁抱，並且很驕傲的告訴其他的Spanish-speaking的朋友說︰“This is my best friend in IFMSA！”
在之後的某一次大會中，Jorge神秘兮兮的拿著一張紙條把我叫到一旁，然後大聲的唸給我聽︰“You are my best friend in IFMSA because you are the first one who does not speak Espanol but still listen to me.” 他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發出音來，這大概是我跟Jorge認識以來，他對我講過最長的一句話，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那一刻，我真正的了解到，原來，朋友，真的可以跨越語言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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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Jorge，我跟巴拿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也都成為好朋友，每一次在大會上的邂逅，我跟Jorge都沒辦法講很多的話、聊很久的天，有時候甚至Jorge還要找其他說西班牙文的代表來當翻譯，不過我們總是有那份默契，我知道我們會珍惜葡萄牙那一次的邂逅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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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假，在台北舉辦的世界醫學生會議上，我決定競選世界醫學生組織的Vice President on Internal Affairs，非常巧合的，委內瑞拉從2000年在葡萄牙第一次有代表出席世界醫學生會議之後，以候選會員的身分努力了兩年，終於在2002年的台灣取得IFMSA正式會員的資格，並且取得投票權，Jorge在拿到正式會員的投票單後，第一個跑來告訴我，他興奮的說，他在IFMSA遇到的第一個朋友，來自台灣，委內瑞拉第一次成為有投票權的正式會員，是在台灣，而他代表委內瑞拉拿到投票權以後的第一張票，就要投給我。我當時心裡想著︰「不知道委內瑞拉的文化裡有沒有『緣分』這種東西？」
大會幹部選舉的當天早上，Jorge偷偷跑來跟我說，中南美洲與會的10個國家都決定要支持我，雖然，我不知道Jorge說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這些國家的決定，是根據我的能力和我的政見發表，還是我跟中南美洲國家的交情，但是從我最後以39票比8票勝過盧安達的競選對手當選的結果看來，當初在葡萄牙的一場邂逅，竟然不知不覺的讓我成為拉丁美洲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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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與我無言卻深刻的友情，一直是我的IFMSA回憶中很甜美的一部份，這篇文章的前幾個段落，早在2003年，我決定開始寫我的IFMSA故事之後不久就完成了，但是我之所以一直沒有發表在電子報上，是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還在等待著一個美好的結局 – 委內瑞拉爭取到了2004年三月的世界醫學生大會主辦權，而在參加過八次世界醫學生大會之後，我已暗自決定在正式進入醫院成為實習醫師之前，把我的第九次大會，也是最後一次的世界醫學生大會，獻給Jorge的故鄉 – Venezuela！
2003年9月，我結束了世界醫學生聯盟副會長一年的任期，回到學校重拾課業、努力的當一個中規中矩的醫學生，在半年的醫學生生活之後，過去IFMSA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在我的人格中已經被內化的部分之外，對我來說，似乎也只剩下夜闌人靜時所不經意勾起的美麗回憶，在那份「出去闖天下」的叛逆已經漸漸被規律的生活馴服之際，2004年2月的委內瑞拉之旅，沒有帶給我太多的引頸期盼、也沒有太多心情的激盪，從網路上寄registration form、買機票、到真正踏上旅程，我的心情，反倒比較像是在履行一份承諾 – 一份對老朋友的承諾！
台灣與委內瑞拉，幾乎就是地球的兩個端點，扣除轉機的等候時間，光在飛機上就坐了將近24小時，當我正想對漫長的路程發牢騷的時候，總是會想到2年前的八月，Jorge就是坐了一樣久的飛機到台灣來參加我們所舉辦的世界醫學生會議，記得他告訴我說，他為了轉機還在機場睡了兩個晚上。
大會前的幹部會議，是在Jorge的故鄉 – Barquisimeto舉行，Barquisimeto是委內瑞拉的第三大城，人口也有四五十萬人，但說穿了實在是一個讓人感到沉悶的城市，Jorge就讀的醫學院，座落在貫穿Barquisimeto的主要大道上，雖是全市最大的醫學中心，卻只是一棟不起眼的白色建築，大致與台灣的中小學教室的建築沒有太大的差別，我想，造訪Barquisimeto對我來說，唯一的意義似乎也只是因為這是Jorge的故鄉吧！然而，旅行的意義本來就是主觀的，我在瑞士伯恩看愛因斯坦的故居、在倫敦的貝克街21號看傳說中福爾摩斯的家、在德國波昂的小巷中與貝多芬的故居合照，這些建築，也都是不起眼到不仔細留意就會錯過，但吸引世界各地絡繹不絕的遊客光臨的，也許正是與這些「人」的連結吧！
委內瑞拉的大會，是一個很令人難忘的會議，在一個動亂中的國家舉辦會議，不管是突發狀況以及會議籌備的細節方面，都創下IFMSA的多項紀錄，但會議的本身卻不是我想強調的地方，重點是在委內瑞拉籌備委員會內部人事問題不斷、權責分配不平均的情況下，Jorge身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似乎成了整個大會唯一的靈魂人物，以第一天的大會註冊為例，有他在的地方事情可以順利的進行，但他只要一離開去忙別的事情，就會再度陷入混亂當中，也因此Jorge變成大家爭相搶奪的「獵物」，看著平時印象中總是悠閒地和朋友勾肩搭背聊天哈拉的Jorge，頓時變成壓力沈重的領袖，著實讓我一時之間難以適應。
而Jorge在忙碌之餘對於朋友仍然十分重視，這種典型的拉丁民族個性卻也讓我心存罪惡感 – 不管他多麼忙碌，他總是盡量的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也希望我認識他的朋友們，他總是重複著：「Tony is the first person I met in IFMSA…」而有一次當我為了會議之後到天使瀑布的旅遊行程和價錢，和會場中的旅行社談不攏之際，Jorge恰巧經過，我告訴他我很難與旅行社的人溝通，因為他們給的價錢和旅遊書上建議的差太多，只見他劈頭就開始與旅行社的人討價還價，然後開始用我前所未見的流利語言對著旅行社的人大加撻伐，並且一邊撥著手機一邊把我拉開，旅行社的人臉色鐵青，而我卻一頭霧水，等到Jorge從流利的西班牙文模式再度轉回吞吞吐吐的英文模式之後，他說著：「This people are…」，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形容詞，Jorge只好努力地搖著頭吐大氣表達不滿，我最後才弄懂他覺得旅行社的人在剝削觀光客，因此他教訓他們一頓之後，自己又聯絡了十幾個小時車程之外靠近天使瀑布的朋友，請他們負責在會後接待我去天使瀑布，並且我可以免費住在他的朋友家中，這麼一折騰已經經過了將近半小時，他又再度跟我確認了一次：「Is it OK？」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耽擱他的時間，趕忙說沒問題，他笑了笑又用力的握了我的手說：「Sorry I am busy」便繼續忙別的事情去了…
整個大會期間，我與Jorge的互動就在這種我對公私之間的掙扎中度過，我自己也籌備過大會，知道那種被籌備工作弄得分身乏術的感覺，我總覺得應該要讓Jorge去忙大會的籌備，一直到最後一天，我要離開大會的旅館前，卻怎麼樣都找不到他，就這樣，我並沒有機會正式向Jorge道別，並且當面告訴Jorge：「This is going to be my last meeting, and I want my last meeting to be in Venezuela. Because it is y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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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想起Jorge，我常問自己：「我到底認識Jorge多少？」我發現，其實我對Jorge的認識並不多，甚至連他的個性我都不確定我能精確的說出來，語言的隔閡，阻礙了許多我和Jorge之間的互動，我們在不同的會議中見面多次，卻總是無法深談，那到底是為什麼，讓Jorge在我的IFMSA回憶中佔有如此特別的一部份？
我想，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有著溝通的障礙吧！他對英文的一竅不通，讓我開始運用我嬰兒程度的西班牙文來持續我們的對話 (這篇文章的標題：Hola Amigo是西班牙文裡面「你好，我的朋友」的意思)，在英文成為強勢語言、英文說得好的國家成為強勢族群的世界醫學生組織之中，Jorge的存在提醒著我要更加謙卑、學習包容，因為真正的友情是可以超越語言、超越文字的，我一直覺得，我跟Jorge的友情，是世界醫學生聯盟的存在之下很美麗的見證！
一直到現在，我還很自豪，在Porto那一個疲憊的下午，在我為台灣的會籍問題心煩的時刻，我還能夠用心聆聽一個陌生的外國朋友、用生澀的英文和我溝通，這使得一個奇妙的緣分得以萌芽，在四年之間，演變成一個溫暖的故事……。
完成於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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