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國慶到感恩節前夕，說來諷刺，以 “高效能”為名的Stanford High-Throughput Bioscience Center的螢光顯微鏡，故障的時間正式邁入第四個月，實驗室incubator裡的眾多HeLa Cell們被各式各樣的monoclonal antibody染得花枝招展，卻苦無在鏡頭前面亮相的機會。
DQ再也受不了了，口氣堅定的跟我說：「我們去跟其他實驗室借吧！」一邊說著，一邊拿起電話準備打給位在Clark Center的另一個實驗室，正要開始撥電話，DQ突然若有所思的把話筒放下，跟我說：「You know what？It’s probably worth risking to waste our time if we just go to Clark Center and ask them for the favor.」言下之意，他寧願冒著白跑一趟被拒絕的風險，而當面去問其他實驗室可不可以借我們用他們的顯微鏡。(註：在Stanford，一台好的顯微鏡的「行程」往往是滿檔的，一個人用完就會有下一個人等著使用，不同的研究生養細胞養了三五天甚至一個禮拜，計算好添加各種染色劑、抗體的時間，就是為了要在自己登記的時間好好的看上這些細胞幾個小時，常常同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生就不夠分配了。)
DQ的這一席話，傳進我的腦海中，就像看到童年泛黃的照片一般，喚醒了好多過去的記憶。我想起在世界醫學生組織擔任幹部的年代，是如何在training session裡教導世界各國的幹部我自己募款的「密技」，其中秘訣之一就是「見面三分情」。有求於人的時候，見面談得到的回應，總是比電話談或寫email來得迅速而正面。在大學時代，這樣的教戰守則總是琅琅上口，但卻從來沒有激起我的好奇心：「Why is eye contact so import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