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journey, My passion, My dream

摩洛哥行結束一星期了, 自己不是一個有寫遊記習慣的人, 不過這趟摩洛哥之行受到很多前人遊記跟網誌的幫助, 自己也收集到一些 update 的資訊. 所以還是覺得應該貢獻一下, 分享一些希望自己出發之前能夠知道的事情. 因為只是想分享一些有用資訊, 所以用流水帳的方式, 請讀者見諒, 也希望可以幫助到計劃去摩洛哥旅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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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夏天，我來到顯微鏡發展史上的聖地，麻州的Woods Hole。利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學習最先進的顯微鏡技術，其中兩週的時間，我和另外兩位來自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夥伴Martin和Horatiu，負責的計畫是研究果蠅發育中一個非常迷人的階段。(你沒有看錯！「果蠅」跟「迷人」真的是可以被放在一起的，只要你看對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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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國國慶到感恩節前夕，說來諷刺，以 “高效能”為名的Stanford High-Throughput Bioscience Center的螢光顯微鏡，故障的時間正式邁入第四個月，實驗室incubator裡的眾多HeLa Cell們被各式各樣的monoclonal antibody染得花枝招展，卻苦無在鏡頭前面亮相的機會。
 
        DQ再也受不了了，口氣堅定的跟我說：「我們去跟其他實驗室借吧！」一邊說著，一邊拿起電話準備打給位在Clark Center的另一個實驗室，正要開始撥電話，DQ突然若有所思的把話筒放下，跟我說：「You know what？It’s probably worth risking to waste our time if we just go to Clark Center and ask them for the favor.」言下之意，他寧願冒著白跑一趟被拒絕的風險，而當面去問其他實驗室可不可以借我們用他們的顯微鏡。(註：在Stanford，一台好的顯微鏡的「行程」往往是滿檔的，一個人用完就會有下一個人等著使用，不同的研究生養細胞養了三五天甚至一個禮拜，計算好添加各種染色劑、抗體的時間，就是為了要在自己登記的時間好好的看上這些細胞幾個小時，常常同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生就不夠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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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過去我所發行的電子報裡面, 有很多我很珍惜的文字記憶, 包括這一篇寫於參加世界魔術大賽之後的文章. 不過這篇所掀起的浪潮卻是最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文章中還一度感嘆偌大的會場, 只有屈指可數的台灣人, 沒想到這篇文章完成以後被大量轉錄到台灣各大魔術網站. 有好長一段時間, Google "蔡宇承"大概出現最多的就是這篇文章吧! 三年後的世界魔術大賽, 光台大魔術社的學弟妹就有超過三十位參加. 現在魔術的發展在台灣越來越蒸蒸日上, 跟國際的交流也日漸頻繁. 我雖然不敢居功, 卻也深深的慶幸我花了好幾個晚上完成這篇文章, 即使我現在已經不再練習魔術, 卻仍然為台灣的魔術界加油! 希望很快的, 台灣也有世界魔術冠軍出現!
 
世界魔術大賽一般部門的冠軍 Pat Perry and Archibald, 不要懷疑, 這張就是觀眾看到的樣子, 不是從舞台上面照的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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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阿根廷邊境的伊瓜蘇瀑布, 沒有尼加拉瀑布享有盛名, 卻是這世界上最讓我屏息讚嘆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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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4號，在起身往甘迺迪機場搭飛機前，我坐在紐約市立圖書館315室，透過我的Acer Travelmate收集著巴西行前最後的旅行資料，2003年7月8號，我從甘迺迪機場回到紐約市立圖書館315室，一樣的場景，一樣的Acer Travelmate，信箱裡多了數百封沒有回覆的email，腦子裡面卻多了數不清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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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西是個確確實實的意外，在我今年橫跨歐、亞、非、北美四大洲的旅行計畫之中，壓根就沒有出現過巴西的蹤影，只有四月初在Boston透過網路跟巴西的醫學生朋友Hector聊天閒扯淡之餘，打趣的說既然我都飛到美國了，何不乾脆繼續往下飛？
五月初的時候，由於今年快速累積的One World Alliance里程，我開始意識到我很快就會有一張5000哩的免費來回機票，於是，不安於室的個性驅使我的腦子開始打轉，5月繞過地球一圈，從Boston回台灣、經過歐洲再回到Boston之後，我開始在每天麻州總醫院的見習結束之後就往Barnes and Nobles(在美國就像誠品一樣的大書店)跑，往往在「Travel」的書架邊一待就是兩個小時，基於「跑越遠越好」的原則，我的腦中閃過了「祕魯」、「牙買加」、「委內瑞拉」…等等的圖像，翻遍了拉丁美洲每個國家的Lonely planet還有DK，最後在複雜的刪去法之後手上的Lonely planet剩下一本「Brazil」。
真正下定決心是在六月初，在經過了兩個禮拜「白天待醫院11個小時，晚上回email 5個小時」的生活以後，我告訴自己「不管了！I need a vacation！」於是，一通電話把一年多來累積的四萬五千哩哩數換成了一張紐約到里約熱內盧的機票，就這麼我經過了point of no return。
雖然號稱是旅行老手，在到巴西之前的一年也已經走過了13個國家，不過決定要去巴西的同時心裡還是有點毛毛的，一來是兩個禮拜的行程完全是一個人的獨自旅行，二來是我對葡萄牙文的知識大概跟我的火星話程度不相上下，第三則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美洲，對於南美洲觀光業的基礎建設全然的不熟悉，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號稱自助旅行聖經的Lonely planet用了一個章節專門講巴西各大城市(里約、聖保羅)裡小偷跟扒手的技倆，再加上美國的親友一個個不可置信的眼光，縱使如此，在厭倦了教堂、廣場、市政廳以及充滿歷史包袱的城市之後，我還是用盡各式各樣的自我催眠，告訴自己：「這趟巴西我是去定了！！」
很慶幸地，血液中的賭徒性格總是促成我在面臨艱難的抉擇時選擇放手一搏，事實證明，巴西之旅成了我這一年環遊世界的旅程中最大的驚嘆號！
短短的兩週時間，我經歷了許許多多讓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片刻：
黃昏時刻，從里約市東南角的麵包山頂上俯看1400萬人口的里約市，是我一生中所經歷過最美的落日，絢爛的夕照灑在佛朗明哥灣的點點漁船、遙望對面Corcovado山上雄偉的耶穌像，在紅橙黃綠藍靛紫的落日餘暉襯托下更顯莊嚴雄偉，而一盞盞的街燈沿著Copacabana海灘的弧線向遠處延展，象徵著里約市多采多姿的夜生活正鳴槍起跑，而我的數位相機在我為美景瞠目結舌的同時用完了僅剩的電力，使得當前燦爛的夜景只能永遠留在記憶深處，無法隨著照片和我回到台灣，則是我永遠的遺憾…
不似尼加拉瀑布一般的吸引世人注目，世界最寬的伊瓜蘇瀑布，在巴西和阿根廷的邊境綿延3公里，以一種姜太公釣魚的姿態等待著伯樂的到訪，穿越叢叢樹林，當瀑布映入眼簾之時，我的心也隨之波濤洶湧，倒不只是因為澎湃的水聲以及壯麗的景緻，而是我真心的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在沖天的水氣所形成的自然屏幕之中，我彷彿看到了造物者在完成這個作品的同時，那個情不自禁的驕傲笑容。
Pantanal的三天，是巴西之旅高潮中的高潮，這塊佔地三分之二個法國的沼澤地，位在南美洲的正中心，除了為數稀少的原住民以及日益增加的觀光業者，可以說是人跡罕至的處女地，孕育了比亞馬遜河流域更加豐富的生態系，600萬隻野生鱷魚以此為家，吉普車駛過蠻天沙塵的石子路總會見到作日光浴的鱷魚掃興的成群向路兩旁走避的景象，而巴西特有的食人魚、金剛鸚鵡、大老鼠、巨嘴鳥則是3天探險旅程中的常客，讓我永遠忘不了的是那棵黃昏時在碧咸河畔的雪白大樹，將汽艇引擎熄滅，用雙槳划近一看，原本在綠色的背景前感覺突兀的滿樹白花，竟是上百隻正在晾乾翅膀的大型水鳥！！
Judie Foster在接觸未來(Contact)這部電影中飾演一位孤獨的女科學家艾利，她在偶然的機會下擷取到外星文明所發出的訊號，而有機會親自乘著特製的太空船，穿過時空隧道拜訪織女星，當她親眼看到織女星在銀河中發出的熠熠光芒，不由得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己，我想，艾利激動的情緒，不只是眼前美景所帶來的心靈上的震撼，更混雜著孤獨、寂寞與哀愁，人類何其渺小，卻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有機會親身體會造物者的偉大，而要把親自經歷過的震撼用語言或口述告訴其他人，又是這麼的困難！
在巴西的旅程之中，有好幾次，我被這樣的感動所淹沒，對台灣而言，南美洲是這麼陌生的一塊大陸，而巴西，又是這麼遙遠的一個國度，我何其有幸，能夠來到這個豐富的國家，接受大自然的震撼教育，這是截然不同於人文氣息濃厚的歐洲、美東的一次旅遊經驗，而對於足跡幾乎踏遍了歐洲、自認為已經見多識廣的我來說，巴西之旅適時的提醒了我世界之大以及個體的渺小。
最近在坊間的書店裡，以巴西為背景的台灣旅遊文學作品似乎多了起來，仔細回想我的巴西經驗，這樣的現象似乎變得很好理解，對我而言，在巴西的每一天，都是精采的歷險，而接受過巴西自然景觀的震撼的人，肯定是很難壓抑這股想和朋友分享的情緒！
雖然，巴西和台灣的距離簡直就等同於地球的兩極，但結束了一年的環球之旅後，我還是最愛聊我的巴西故事，並不忘加上我的結論：「一個人的一生，一定要去過一次巴西，才算沒有白活！！」
寫於2003/7/8 紐約，完成於2003/9/14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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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Dr.Lux合影於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Pediatric hematology clinic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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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于南陽，徙居於沛，後為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著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為帝王師。若復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
- 太平廣記 神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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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Harvard交換的時候跟過的XXX教授，是OOO一書的作者」
大五的時候，從台大醫學系辦公室為了即將赴美的交換學生而辦的行前會上，就不斷的聽去過Harvard的歷屆學長講述這樣的故事，閱讀學長的交換學生心得報告，也總是會有這樣的心得感想出現：「XXX教授是OOO學聖經的作者，他對於 ### 的判讀總是有獨到的見解，讓我十分佩服……」，彷彿去過Harvard的交換學生，如果沒遇到幾個 ### 學聖經的作者，就不算是去過 Harvard 一般。
於是，在這般的耳濡目染之下，我們四位在2003年遠赴Boston取經的交換學生，似乎也有著某種程度的盼望，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跟著真正的大師學習，以不負千里迢迢到美國交換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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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ux是我在全美第一的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小兒血液科門診跟診的醫師，當他邁著緩慢而沉重的步伐進入醫師休息室時，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印象是：「天ㄚ！怎麼會有這麼胖的人？」雖然在美國見到的胖子不計其數，也不斷的打破我對人體肥胖極限的認知，但見到Dr.Lux的同時，還是不免讓我浮現這樣不可置信的念頭，穿著白色的醫師袍，打著領帶的Dr.Lux，儼然就是加寬版的肯德基爺爺！
在簡短的自我介紹，表明我是台灣來的交換學生，當天是跟Dr.Lux的小兒血液科門診之後，就開始了一個下午的跟診，除了身材之外，Dr. Lux在我記憶中最特別的形象，就是他靈機一動的瞬間所感染給週遭的人的興奮、以及他嘴角那一抹藏都藏不住、自信而得意的笑容。精準的診斷或是高明的理學檢查技巧，並不是我佩服Dr. Lux的地方，在Harvard醫學院交換期間、或是在台大醫院的見習過程中，我跟過太多診斷疾病精確得令人折服的「神醫」，Dr. Lux之所以在我腦海裡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是在於他過人的化繁為簡的能力和對於流行病學的敏感度，跟隨Dr.Lux一個下午，我對於醫學大師的定義，不再是一顆將各式各樣複雜的檢驗數據和醫學知識儲存在超大Cache space的「大硬碟」，而是擁有一個靈活的邏輯運算子，能夠將有限的知識，用簡單的步驟、清晰的推理，將病人的各種臨床表現做出合理的詮釋。
Dr. Lux總是在診間耐心的回答病人的問題，為了一位患有Spherocytosis(一種紅血球的疾病)、從猶他州飛到Boston求助於他的小男孩，他花了兩個小時回答家屬的問題，當家屬問到小男孩一生的治療計畫時，Dr. Lux鉅細靡遺地解釋著小孩子一生中病程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如果小孩要成為職業運動員，應該選擇什麼運動、如何治療、何時該做脾臟切除…，如果小孩子要騎越野腳踏車，應該選擇什麼樣的護具…等等，既生活化卻又充滿醫學證據的支持。
然而，最引人入勝的片刻總是發生在診間外的走廊上，每看完一個病童，走出診間，Dr. Lux總會若有所思的拿出一張紙，開始在上面畫出一筆筆的線條，彷彿籃球教練的沙盤，簡單的線條之間，Dr. Lux總是能夠將全美醫師轉介而來難以處理的血液疾病，轉變成淺顯易懂卻又合理的致病機轉，且推理之間充滿最新的研究證據作為背書，最經典的一次是一位多重混血的病童，他的母親和父親都是不同國籍父母所產下的混血兒，因此這位病童至少具有四種國籍的混血，確切的四種國籍是哪些我已經記不清楚，但最令我稱奇的是Dr. Lux對於這位病童的問診方式，他詳細地問了病童父母混血的情形，祖父是從哪個國家來的，祖母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而且不只問國籍，還詳細地問了祖父母的家鄉是屬於該國的哪一個地區、哪一種人種，只見Dr.Lux默默的在白紙上描繪著地圖以及血球的模型，嘴角漸漸漾起他那一貫地得意微笑，他抬起頭，對著我和一旁的Fellow開始分析四種種族不同的血球型態以及基因模式，並且一一列出種族之間交配生下的小孩子可能的血球型態、基因組合和最可能出現的疾病及其預後，充滿說服力而精闢的分析！這是我學習醫學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感受到流行病學的威力，在醫學院為了考試背過上百種疾病的盛行率、基因型，但這是第一次讓我看到了這些數字的生命！
在哈佛交換期間，我有幸拜訪一位哈佛醫學院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合聘的教授 – 一位數學教授兼小兒內分泌科的醫師，能夠和這位醫師認識，也是拜Dr. Lux所賜，他得知我在念醫學院之外同時也在修數學系的學分，便鼓勵我去找這位醫師談生涯規劃。Dr. Lux所領導的波士頓兒童醫院血液科裡面充滿了才氣洋溢的醫師，有Johns-Hopkins醫學院畢業第一名的天才、在哈佛大學化學系擔任兼任教授的醫師，也有多項研究專利屬於這個部門，「We really have some cool guys here. We all need some fun in our career. We are just doing what we find interesting and that’s it！」Dr. Lux這樣跟我說。
當天跟完Dr. Lux門診之後，他開給我一本reference，叫做「BLOOD」。“You should read more if you are interested.” Dr.Lux這麼說。
懷抱著被激勵的鬥志，我到圖書館一查，厚厚的一本大書，封面寫著大大的BLOOD 5個字母，至少上千頁的大作，「是血液科的聖經吧！」我心裡這麼想著。
拿起書本準備翻閱，無意間注意到BLOOD下方作者名稱的部份，比偌大的BLOOD小很多的面積，寫著：Samuel Lux。
在哈佛醫學院的Countaway圖書館裡，我手中捧著沈甸甸的一本書，想到的，是小時候所讀到戰國時代的張良，以及圯上老人的故事……
完成於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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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is des Nations是聯合國歐洲總部，位在日內瓦湖畔，腹地廣大，擁有宏偉的建築，毗鄰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樓，是每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開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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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們就像蛹一樣，慢慢的從睡袋裡面爬出來，努力的妝點自己，變成漂亮的蝴蝶，進入這個華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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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天的世界衛生大會之後，Kristina的這一番話，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實在是一個很巧妙的描述。
再次因為要省錢，代表團一行6個人，加上駐守在日內瓦的兩位幹部，八個人擠在原本兩個人住的公寓裡，睡袋整整齊齊的佔據著規劃好的空間，僅剩下的位置，則零亂的堆著來自各國的行李箱。
世界衛生大會，對我們這些醫學生來說，實在是一個華麗得太不真實的世界。
在Palais des Nations(註一)的第一天，我和IFMSA會長Kristina、醫學教育委員會主席Ozgur獲邀參加World Health Professional Alliance(註二)的接待午宴，這樣的Reception，在世界醫學生會議的場合中，也是常見的，盛裝的男女、精緻的點心、香醇的紅酒，似乎永遠是塑造上流社會「格調」的場景，和站在身邊的陌生人自我介紹，開啟對話，介紹世界醫學生組織，在這一年IFMSA副會長的任期中，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只不過，我的前四個對話的對象，分別是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委內瑞拉的衛生部長，以及世界藥師協會的副會長。
不由得讓我想起「在新竹市區丟一把小石子，至少會打到一個博士」的說法，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拿起照相機隨便照一張照片，大概也至少會照到一個衛生部長吧…這樣的說法在我到日內瓦的紀念品店買紀念品，結帳時巧遇委內瑞拉的衛生部長，以及在公車上遇到Benin的衛生部代表這兩個事件發生後，更是讓我深信不疑。
坐在世衛大會的場邊，看著各國衛生部代表席中的人們，各色的人種，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點綴著五顏六色的傳統服飾，我俏皮的想起Star War中星際會議的場景，各式各樣怪異長相的星際領袖，坐在高科技的會議廳裡，討論著星際的和平。我眼中的這些人，正握著全球六十億人的健康的未來，專業而嚴肅的用詞、充滿修飾與包裝的演講內容，鎂光燈下，是一齣正由不同國家的衛生領袖輪番上演的戲劇。
是的，在我的眼中，這一切就像是一場戲劇，記得之前大五上外科核心課程的時候，由於共同筆記做得太好太完善，使得上課變成一齣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戲劇，老師依照著一貫的步調上課，重複著相同的內容，問著同學相同的問題，而被點到回答問題的同學就老神在在的朗誦著共筆的內容，有些人還會假裝思考一下，再繼續唸下去，就這樣，照本宣科的課程，在老師學生心照不宣的情況下，一遍一遍的上演。坐在世衛大會場邊，主席熟練的朗誦著議程，各國衛生部長帶著打字整齊的講稿上台，朗誦著幕僚準備好的講詞，華麗的佈景，堅強的卡司之外，情節卻是這麼熟悉。
當然，我並不意外於這樣的發現，在世界醫學生組織中打滾了多年，我倒也深諳「會議的結果，在會議開始的同時就已經確定」的道理。正如台灣將再度被拒於世衛組織門外的消息，在正式的大會開始前，就已經傳開了，大會上塞內加爾、巴拿馬衛生部長支持台灣的發言，中國衛生部長吳儀慷慨激昂的指控台灣的政治意圖，充其量，也只是稱職演員的稱職演出罷了。
在會場中，大部分的時候，與會者並不知道發言的人的長相，因為會場太大，每個與會者之間的聯繫，都只有耳朵上那只耳機，眼前的麥克風，以及那條細細的電線，而往往最熟悉的聲音，是說著與自己相同語言的同步翻譯…，平心而論，會場中的互動，跟遠距視訊會議實在差不了多少。親自與會後，我更加相信，世界衛生大會的價值，不在於大會本身，而在於全球網絡的掌控，藉由大會的舉辦來塑造出全球衛生議題的領導性權威，就像中小學的校長、訓導主任和教官總是要親自主持全校朝會以宣示他們的領導權威一樣，如果小學朝會變成聽教官講話的錄音帶，似乎教官就不再是小時候印象中威風的教官了。
然而，真正的進展，顯然是在各國衛生部長的私下晤談中達成的。我看中國電子報報導陳建仁署長與美國的衛生部長湯普森在世衛大會上達成了多項協議，然而，在真正的大會上，與會者卻只聽得到美國在General Discussion上對於台灣不應被屏除於世界衛生網絡之外的三言兩語。華麗的場景，盡責的演員背後，其實是暗潮洶湧的立場之爭，是旁觀者看不到的血淋淋的戰場。
即便如此，整個大會還是有許多有趣的議題，SARS當仁不讓的成為最佳男主角，從世界衛生組織的Director General布倫特蘭女士，到每一個上台發言的衛生部長，沒有人忘記提到SARS，至於內容，其實就大同小異了，大概不外乎提到SARS是21 世紀全球人類共同的威脅，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這類的，比較有趣的是聽到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小組的director Dr.Heyman(?)的簡報，從二月在越南爆發的疫情一路追蹤到去年十一月的廣東省，以及因為週末聯絡不到各國衛生部門只好靠CNN等國際媒體幫忙發布疫情等等，而遺憾的事則是所有SARS肆虐的國家衛生部長都上台做了簡報，從比較輕微的菲律賓到眾所矚目的中國，甚至連香港特別行政區都做了超過十分鐘的疫情報告，而當賴比瑞亞衛生部長建議大會主席讓在場的陳建仁署長上台做台灣的疫情報告時，卻仍然遭到WHO Director General 布倫特蘭女士以「只談SARS，不談政治」為由拒絕了，看著中國大陸簡報時地圖上那塊紅色的台灣，心中百感交及。
其次，另一個讓我對世衛大會的功能感到失望的原因則是全球健康議題的複雜與多樣性，導致大會的討論主題往往在幾輪發言之後就失焦了，變成了不同區域的代表各說各話，在「Health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的圓桌會議上，冰島的衛生部長認真的解釋冰島由於今年有兩位幼童在足球門上玩耍，結果掉下來意外死亡，因此冰島政府決定編列預算努力強化孩童在遊樂場的安全，結果下一個發言的迦納衛生部長談論的則是「迦納每年有XXX(我記不得數字了)個小孩死於母親垂直傳染的愛滋病，YYY個小孩死於瘧疾，ZZZ個小孩有營養不良的問題…。」在場的與會者聽到兩個明顯的對比，以及冰島衛生部長認真的表情，臉上一定都是小丸子的三條線，我不禁想像著迦納的衛生部長在聽到冰島衛生部長嚴肅的討論遊樂場安全時心中一定嘀咕著「ㄜ~~在迦納問題好像稍微有點不一樣…」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則是在「Risks for health」的Technical conference上，當世界衛生組織非傳染病小組(Non Communicable disease) Director向所有與會者報告世界衛生組織如何建議各國提倡體育活動、減少肥胖，以積極的預防慢性病的產生時，一位來自Inter-African Committee的代表，則以一連串的投影片，報告各式各樣令人難以想像的禁忌，在非洲的某些國家，男人不准吃菜，而女人只准吃菜，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吃肉會讓人變強壯，而吃菜則會讓人變虛弱，因此這樣的國家充滿了高血壓、高血脂的男性，以及營養不良的女性，更甚者，有些非洲國家認為讓小孩子喝水會變笨，因此許多小孩面臨嚴重脫水問題…。
相似的例子，在不同的會場中，不斷的上演，不同區域的衛生領袖報告著自己區域的問題以及解決策略，對一個旁觀者來說，固然大開眼界，但不同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的衛生問題，實在讓我看不到透過全球網絡尋求共同策略的曙光，當然，還是有若干議題是全球共通的，例如愛滋病的控制、菸害防治等等，但是，在每天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會議中，大部分的會議，還是在這樣各說各話、缺乏交集的遺憾中落幕，似乎，每個與會的衛生部門代表，還是都遵守著自己的劇本，在世衛大會光鮮亮麗的聚光燈下，演自己的戲，朗誦著自己的台詞，在這個沒有導演的舞台上，忍者龜和觀世音菩薩同時出現，似乎也不再令人意外，畢竟，他們的出發點也都是拯救眾生。
斷斷續續的寫著，這篇心得從我坐在聯合國歐洲總部世衛大會場內的第一天開始動筆，到現在從米蘭赴紐約的飛機上，終於接近完成，參與世衛大會之後，再次印證了政治與公共衛生的進展，都是需要龐大的耐心與毅力的，全球衛生的進步，有太多零亂的腳步、太多複雜的干擾因子、太多徒具形式的演出，但這是人性、是群體合作的必然，習慣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全人類的健康福祉以及個別國家人民的福利，在不同的健康前提下，需要取得巧妙的平衡。世界衛生大會已經第56屆，距離Alma Ata宣言也已經25週年，世界衛生組織仍然有無數的挑戰要面對，新任的世界衛生組織Director General，來自南韓的Dr. Jong Wok Lee從此次世衛大會後正式上任，面對未來的五年，所有人都對新領導下的世界衛生組織有新的期待，而幾年來，看著台灣政府跟非政府組織對加入世衛組織的努力，我也衷心的希望，不管世衛組織的未來將面臨多大的挑戰，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都不應該缺席。
完成於2003年5月25日紐約上空
註一︰Palais des Nations是聯合國歐洲總部，位在日內瓦湖畔，腹地廣大，擁有宏偉的建築，毗鄰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樓，是每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開會地點。
註二︰World Health Professional Alliance是由世界醫師會、世界護理學會、世界藥師協會所共同組成的聯盟，致力於團結全球醫療工作者的力量來推廣全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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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Jorge在委內瑞拉世界醫學生大會的會場中合影, 即使身為大會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壓力龐大, Jorge還是露出一貫咧著嘴的笑容, 看起來仍舊是那一副憨厚老實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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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y best friend. He is the first person I met in IFMSA.” Jorge摟著我，用他一貫結巴的英文，很努力的告訴他身邊的拉丁美洲朋友，然後再補上一堆我聽不懂的西班牙文來補充我們之間的友誼。
同樣的情節，同樣的對話，隨著我和Jorge友誼的延伸，發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在葡萄牙、在南斯拉夫、在台北街頭，而最近的一次，是在Jorge的家鄉 –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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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Porto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城市，擁有所有我心目中成為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的條件，Douro河由東西向貫穿Porto，把Porto分成兩個部分，就像泰晤士河滋養著倫敦、查爾斯河孕育出波士頓，Douro 河的航運，也帶動了Porto的繁華，河南岸的山坡，是著名的紅酒Porto wine的故鄉，山坡內一間間的倉庫，飄著紅酒淡淡的香，悠久的歷史，在Porto的市容中留下了豐盛的中世紀建築，這裡沒有英國的陰鬱，沒有北歐的寒冷，迎接遠道而來的觀光客的，是燦爛的伊比利陽光！
因為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的緣故，我在2000年夏天來到了Porto，那是大會期間一個忙裡偷閒的午後，經過早上密集的開會，沒有什麼比用上一頓豐盛的午餐更令人期待的了，我跟時修學長坐在餐廳靠窗邊曬得到太陽的位置，讓伊比利半島和煦的陽光晒在身上，口中討論的，還是令人忐忑的台灣會籍問題。
我跟Jorge是在這時候認識的。
Jorge在我們身邊坐了下來，試著要跟我們聊天，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只知道他雖然很努力的要講英文，卻總是在兩個英文字中間，不由自主的出現一大堆陌生的饒舌音節，憑著前一年在墨西哥待了兩個禮拜的直覺，我知道那是西班牙文。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和時修學長漸漸感覺到Jorge的挫折，我想，努力了十幾分鐘，卻仍然沒有辦法介紹自己，一定是一種地獄般的感受，於是，溝通的模式逐漸從我們等待Jorge想出正確的英文，變成我跟時修想一大堆他可能要講的話，讓Jorge來選。終於，情況漸漸清楚了，Jorge來自委內瑞拉，他想替委內瑞拉爭取加入IFMSA，這是他第一次來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也是委內瑞拉第一次有代表與會，他剛剛才從機場抵達飯店，找了很多人都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於是，我決定帶Jorge去找Mats – 當時IFMSA的President，Jorge跟著我在旅館中東奔西跑，終於在樓梯間逮到Mats，我告訴Mats︰“This is the delegate from Venezuela, this is his first meeting, can you help him？” Mats當時正跑著上樓梯，顯然在忙著什麼事，他和Jorge握了握手，然後對我眨了眨眼睛說︰“Tony I am quite busy now, can you take care of this？” 然後就跑上樓去。其實，那也才是我第二次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
既然Mats已經從眼前消失，我總不能任由Jorge再次回到那群他無法溝通的人群當中，於是，我靈機一動，決定幫他找會說西班牙文的國家的代表，我請Jorge跟著我，穿過餐廳，尋找著我認識的Spanish-Speaking國家的代表，終於，我看到巴拿馬的Juan Manuel (Juan後來成為我前一任的IFMSA Vice President on Internal Affairs，不過那是另一段故事了)，看到他們毫無阻礙的說著西班牙文的樣子，我終於放下心中一塊石頭。Juan答應我要照顧Jorge，於是我就先行離開，繼續去忙鞏固台灣會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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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天下午開始，我每次遇見Jorge，他總是跟說西班牙文的國家的代表們在一起，但是只要他看到我，一定毫不遲疑的給我來個熱情的擁抱，並且很驕傲的告訴其他的Spanish-speaking的朋友說︰“This is my best friend in IFMSA！”
在之後的某一次大會中，Jorge神秘兮兮的拿著一張紙條把我叫到一旁，然後大聲的唸給我聽︰“You are my best friend in IFMSA because you are the first one who does not speak Espanol but still listen to me.” 他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的發出音來，這大概是我跟Jorge認識以來，他對我講過最長的一句話，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那一刻，我真正的了解到，原來，朋友，真的可以跨越語言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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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Jorge，我跟巴拿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也都成為好朋友，每一次在大會上的邂逅，我跟Jorge都沒辦法講很多的話、聊很久的天，有時候甚至Jorge還要找其他說西班牙文的代表來當翻譯，不過我們總是有那份默契，我知道我們會珍惜葡萄牙那一次的邂逅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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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假，在台北舉辦的世界醫學生會議上，我決定競選世界醫學生組織的Vice President on Internal Affairs，非常巧合的，委內瑞拉從2000年在葡萄牙第一次有代表出席世界醫學生會議之後，以候選會員的身分努力了兩年，終於在2002年的台灣取得IFMSA正式會員的資格，並且取得投票權，Jorge在拿到正式會員的投票單後，第一個跑來告訴我，他興奮的說，他在IFMSA遇到的第一個朋友，來自台灣，委內瑞拉第一次成為有投票權的正式會員，是在台灣，而他代表委內瑞拉拿到投票權以後的第一張票，就要投給我。我當時心裡想著︰「不知道委內瑞拉的文化裡有沒有『緣分』這種東西？」
大會幹部選舉的當天早上，Jorge偷偷跑來跟我說，中南美洲與會的10個國家都決定要支持我，雖然，我不知道Jorge說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這些國家的決定，是根據我的能力和我的政見發表，還是我跟中南美洲國家的交情，但是從我最後以39票比8票勝過盧安達的競選對手當選的結果看來，當初在葡萄牙的一場邂逅，竟然不知不覺的讓我成為拉丁美洲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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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ge與我無言卻深刻的友情，一直是我的IFMSA回憶中很甜美的一部份，這篇文章的前幾個段落，早在2003年，我決定開始寫我的IFMSA故事之後不久就完成了，但是我之所以一直沒有發表在電子報上，是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還在等待著一個美好的結局 – 委內瑞拉爭取到了2004年三月的世界醫學生大會主辦權，而在參加過八次世界醫學生大會之後，我已暗自決定在正式進入醫院成為實習醫師之前，把我的第九次大會，也是最後一次的世界醫學生大會，獻給Jorge的故鄉 – Venezuela！
2003年9月，我結束了世界醫學生聯盟副會長一年的任期，回到學校重拾課業、努力的當一個中規中矩的醫學生，在半年的醫學生生活之後，過去IFMSA生活的點點滴滴，除了在我的人格中已經被內化的部分之外，對我來說，似乎也只剩下夜闌人靜時所不經意勾起的美麗回憶，在那份「出去闖天下」的叛逆已經漸漸被規律的生活馴服之際，2004年2月的委內瑞拉之旅，沒有帶給我太多的引頸期盼、也沒有太多心情的激盪，從網路上寄registration form、買機票、到真正踏上旅程，我的心情，反倒比較像是在履行一份承諾 – 一份對老朋友的承諾！
台灣與委內瑞拉，幾乎就是地球的兩個端點，扣除轉機的等候時間，光在飛機上就坐了將近24小時，當我正想對漫長的路程發牢騷的時候，總是會想到2年前的八月，Jorge就是坐了一樣久的飛機到台灣來參加我們所舉辦的世界醫學生會議，記得他告訴我說，他為了轉機還在機場睡了兩個晚上。
大會前的幹部會議，是在Jorge的故鄉 – Barquisimeto舉行，Barquisimeto是委內瑞拉的第三大城，人口也有四五十萬人，但說穿了實在是一個讓人感到沉悶的城市，Jorge就讀的醫學院，座落在貫穿Barquisimeto的主要大道上，雖是全市最大的醫學中心，卻只是一棟不起眼的白色建築，大致與台灣的中小學教室的建築沒有太大的差別，我想，造訪Barquisimeto對我來說，唯一的意義似乎也只是因為這是Jorge的故鄉吧！然而，旅行的意義本來就是主觀的，我在瑞士伯恩看愛因斯坦的故居、在倫敦的貝克街21號看傳說中福爾摩斯的家、在德國波昂的小巷中與貝多芬的故居合照，這些建築，也都是不起眼到不仔細留意就會錯過，但吸引世界各地絡繹不絕的遊客光臨的，也許正是與這些「人」的連結吧！
委內瑞拉的大會，是一個很令人難忘的會議，在一個動亂中的國家舉辦會議，不管是突發狀況以及會議籌備的細節方面，都創下IFMSA的多項紀錄，但會議的本身卻不是我想強調的地方，重點是在委內瑞拉籌備委員會內部人事問題不斷、權責分配不平均的情況下，Jorge身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似乎成了整個大會唯一的靈魂人物，以第一天的大會註冊為例，有他在的地方事情可以順利的進行，但他只要一離開去忙別的事情，就會再度陷入混亂當中，也因此Jorge變成大家爭相搶奪的「獵物」，看著平時印象中總是悠閒地和朋友勾肩搭背聊天哈拉的Jorge，頓時變成壓力沈重的領袖，著實讓我一時之間難以適應。
而Jorge在忙碌之餘對於朋友仍然十分重視，這種典型的拉丁民族個性卻也讓我心存罪惡感 – 不管他多麼忙碌，他總是盡量的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也希望我認識他的朋友們，他總是重複著：「Tony is the first person I met in IFMSA…」而有一次當我為了會議之後到天使瀑布的旅遊行程和價錢，和會場中的旅行社談不攏之際，Jorge恰巧經過，我告訴他我很難與旅行社的人溝通，因為他們給的價錢和旅遊書上建議的差太多，只見他劈頭就開始與旅行社的人討價還價，然後開始用我前所未見的流利語言對著旅行社的人大加撻伐，並且一邊撥著手機一邊把我拉開，旅行社的人臉色鐵青，而我卻一頭霧水，等到Jorge從流利的西班牙文模式再度轉回吞吞吐吐的英文模式之後，他說著：「This people are…」，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形容詞，Jorge只好努力地搖著頭吐大氣表達不滿，我最後才弄懂他覺得旅行社的人在剝削觀光客，因此他教訓他們一頓之後，自己又聯絡了十幾個小時車程之外靠近天使瀑布的朋友，請他們負責在會後接待我去天使瀑布，並且我可以免費住在他的朋友家中，這麼一折騰已經經過了將近半小時，他又再度跟我確認了一次：「Is it OK？」我實在不好意思再耽擱他的時間，趕忙說沒問題，他笑了笑又用力的握了我的手說：「Sorry I am busy」便繼續忙別的事情去了…
整個大會期間，我與Jorge的互動就在這種我對公私之間的掙扎中度過，我自己也籌備過大會，知道那種被籌備工作弄得分身乏術的感覺，我總覺得應該要讓Jorge去忙大會的籌備，一直到最後一天，我要離開大會的旅館前，卻怎麼樣都找不到他，就這樣，我並沒有機會正式向Jorge道別，並且當面告訴Jorge：「This is going to be my last meeting, and I want my last meeting to be in Venezuela. Because it is y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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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想起Jorge，我常問自己：「我到底認識Jorge多少？」我發現，其實我對Jorge的認識並不多，甚至連他的個性我都不確定我能精確的說出來，語言的隔閡，阻礙了許多我和Jorge之間的互動，我們在不同的會議中見面多次，卻總是無法深談，那到底是為什麼，讓Jorge在我的IFMSA回憶中佔有如此特別的一部份？
我想，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有著溝通的障礙吧！他對英文的一竅不通，讓我開始運用我嬰兒程度的西班牙文來持續我們的對話 (這篇文章的標題：Hola Amigo是西班牙文裡面「你好，我的朋友」的意思)，在英文成為強勢語言、英文說得好的國家成為強勢族群的世界醫學生組織之中，Jorge的存在提醒著我要更加謙卑、學習包容，因為真正的友情是可以超越語言、超越文字的，我一直覺得，我跟Jorge的友情，是世界醫學生聯盟的存在之下很美麗的見證！
一直到現在，我還很自豪，在Porto那一個疲憊的下午，在我為台灣的會籍問題心煩的時刻，我還能夠用心聆聽一個陌生的外國朋友、用生澀的英文和我溝通，這使得一個奇妙的緣分得以萌芽，在四年之間，演變成一個溫暖的故事……。
完成於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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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Aksels在他Riga的家中合影, 窗外仍是白雪紛飛...  附帶一提, 身高的差距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2003年2月底，我和一起籌備2002年世界醫學生會議的另兩位幹部海華、士涵接受了Cheers雜誌的專訪，主題是世界醫學生會議籌備的心路歷程，當記者問我︰「你覺得主辦2002年世界醫學生會議值得嗎？」我說︰「光是能夠拉近台灣跟拉脫維亞兩國的關係，就已經讓我覺得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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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sels是2000年到2002年拉脫維亞醫學生聯合會的會長，跟我一樣都是屬於世界醫學生組織裡「九命怪貓」級的人物 – 我們到現在各都參加過八次世界醫學生會議。但事實上，在2002年台灣的大會之前，我對Aksels的印象都只存在於他總是會場裡面最高的一位，至少有190公分吧！很顯眼的一個人、卻總是冷冷的不太說話。
一直到2002年世界醫學生會議的會議期間，他告訴我，拉脫維亞的學生為了來台灣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曾經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Riga)市向台灣駐拉脫維亞的代表處募款，而台灣駐拉脫維亞的代表處很豪爽的就答應贊助他們兩張拉脫維亞到台灣的來回機票，也因而Aksels和另一位拉脫維亞的代表Andris能夠順利到台灣與會，於是，他希望可以在台灣多參觀訪問一些中醫的醫院，回拉脫維亞可以寫文章投稿到各個相關雜誌上面介紹台灣與傳統醫學。
我並沒有預期Aksels的這番話，竟是這麼的認真，由於在台灣的大會期間我身兼籌備委員會副主席，又要競選世界醫學生組織副會長，實在忙不過來，於是我便找了台大傳醫社的葉肇元學弟幫忙，負責帶他參觀台灣的中醫醫院，大會之後由於我順利當選了副會長，忙著和前任副會長交接，外加台灣的大會結束兩天後我就要啟程到日本參加亞洲醫學生會議，所以也沒太留意學弟是否真的完成Aksels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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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我感到訝異的，是兩個月後Aksels的一封email，Aksels告訴我，他和Andris兩位來到台灣與會的學生，代表拉脫維亞的醫學生會，和台灣駐拉脫維亞的辦事處合作，在全Riga最豪華的5星級Radisson飯店舉辦了介紹台灣的晚宴，邀請拉脫維亞Ministry of Welfare的官員、Riga醫學院的校長以及台灣駐拉脫維亞的施文斌代表出席。在reception中，Aksels上台侃侃而談他的台灣故事，並且盛讚台灣的世界醫學生會議是他參加過這麼多次世界大會以來辦得最好的一次 (Aksels總是喜歡強調這一點，常常說到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雖然我並沒有辦法親臨reception的現場，但Aksels在reception結束之後就非常興奮的寄照片給我，並且告訴我整個介紹台灣的活動非常成功，參加的拉脫維亞學生以及長輩也都對台灣這個陌生的國度非常感興趣！
後來我聽施文斌代表說，這次的reception對於台灣駐拉脫維亞代表處跟拉脫維亞當地的醫界以及醫學院的關係的拓展，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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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分總是像一條緊密相連的麥芽糖膏一樣，再遙遠的友誼，還是透過纖細如絲卻仍不間斷的糖液牽繫在一起。
繼台灣的2002年大會之後，2003年3月的世界醫學生大會在愛沙尼亞的Parnu舉行，而擔任世界醫學生聯盟副會長的我，前往愛沙尼亞參與這次大會，便順理成章的列入了我一年的旅遊行程裡面。愛沙尼亞在芬蘭南端，是波羅的海三小國之ㄧ，愛沙尼亞南方的鄰國，即是拉脫維亞。
在拉脫維亞成功地舉辦介紹台灣的reception之後，我和Aksels透過email往返閒聊，迸出了另一個火花：既然愛沙尼亞就在拉脫維亞隔壁，那麼我不如就利用前往愛沙尼亞開會的機會，順道拜訪拉脫維亞的朋友們吧！
這個想法在我跟Aksels之間逐漸發酵，Aksels一直對台灣的中醫興致勃勃，也一直希望把中醫介紹給他在拉脫維亞的同學們，因此Aksels希望在我拜訪拉脫維亞的同時，能夠舉辦一個小型的中醫研討會，將中醫介紹給拉脫維亞的醫學生們，偏偏我對於中醫可是一竅不通的，也因此我們把希望轉到一同前往愛沙尼亞參加世界醫學生會議的其他台灣代表上，希望有中醫系的學生能夠到拉脫維亞講解中醫的基本概念以及示範一些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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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過程並不非常順利，在其他台灣與會代表的協助之下，一支前往拉脫維亞的遠征隊仍然成軍了，在愛沙尼亞的世界醫學生大會後，Aksels領著台灣代表們，搭上跨國的巴士從愛沙尼亞前往拉脫維亞的首都Riga。
同行的所有台灣代表無不認真地籌備著研討會的內容，並且不辭路途遙遠地攜帶著大量示範用的膏藥和食材，在研討會上，六、七十位拉脫維亞的醫學生興味盎然的把玩著刮痧板、品嚐著各種中藥材，對於台灣這個陌生的國度，以及中醫這項神秘的學問，都有了更親切而真實的接觸。
原本單純的訪友之行，能夠促成中、拉兩國的學生交流，是我最初結識Aksels所料想不到的，而世界醫學生組織內的一段友誼、加上一點創意，就能夠被賦予截然不同的價值，也再次證明了世界醫學生組織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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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脫維亞停留的5天當中，除了協助中醫研討會的舉辦之外，我到Aksels家裡作客，並且住在拉脫維亞的現任會長Aija家裡，參加了Aija的name day party，還跟著Aija的室友Eva回到她鄉下的老家 – 一個恬靜的湖邊小鎮Talsi。我跟隨著不同的朋友，從不同面向，進入了拉脫維亞年輕人的生活圈中。
雖然獨立已經超過十年，拉脫維亞的建設似乎還留著前蘇聯的影子，學生住的公寓內斑駁的樓梯間，掉漆的木門，以及打開時咿咿呀呀作響的門栓，似乎是Aksels和Aija家裡共同的特徵，用一匙果醬泡熱水調製成的果汁，加上一盤白米伴著有果肉的蕃茄醬，就可以輕鬆地打發掉一餐，遇到特別的朋友聚會，再加上一些碎肉和青椒，就足以令人食指大動，在這樣的場合，重要的倒已不是物質本身的品質，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雖然我實在喝不慣果醬泡製成的果汁，但當Eva在我借住的幾天當中不斷的幫我遞上一杯杯她親手用果醬泡製的果汁時，順著喉嚨而下的溫暖卻是加倍的！
Aksels說，拉脫維亞在獨立以後，人民的生活已經改善很多，在前蘇聯時代，即使人民有錢也買不到好的物資，因為好的物資都被運到莫斯科了，而現在拉脫維亞的超市裡面已經應有盡有。有人會用「落後台灣XX年」來形容一些發展比較晚的國家，在拉脫維亞，我並沒有辦法精確地用落後台灣幾年來描述基礎建設的程度，有些建築的確是簡陋地令人無法不留意，但是否我對前蘇聯的刻板印象影響著我所見的一切呢？寒冬所帶來的死氣沈沈，是否也不公平地遮蔽了這個新興獨立國家的欣欣向榮呢？
拉脫維亞的年輕人仍然有著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 熱情而不畏寒冷，在拉脫維亞，除了生日以外，每個名字都有屬於自己的name day，而在Aija的name day party上，雖然沒有台灣年輕人聚會裡熱門的豪華海陸pizza或香噴噴的烤雞，但來參加party的年輕朋友每個人進門時，凍僵的手上那一朵朵鮮花，在一小時內就讓整間廚房淹沒在花海之中，那幅五彩繽紛的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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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造訪拉脫維亞的期間，Riga的台灣代表處施文斌代表在他的家中舉辦了歡迎晚宴，施代表邀請我代表台灣代表團在晚宴開始前對著出席的拉脫維亞學生以及長官們說幾句話，說實在的，一年來，這種場面的客套話說了不少，我已經不記得當時說了些什麼，但是有一句肺腑之言我卻一直記得：「I’ve never been to such a cold country in my life. But I don’t feel cold at all. All your hospitality has always kept me warm….」
過去我總認為北歐人是高大而充滿距離感的一個族群，而相較於丹麥、挪威等北歐人冷酷的外表下火熱的內心，俄羅斯、波羅的海的人民似乎連內心都令人感到莫名的冰冷，拉脫維亞之行改變了我對這塊土地的人民的看法，雖然白雪覆蓋了一切的景物，卻沒有覆蓋住拉脫維亞人脫離蘇聯統治之後試圖重生的希望。
農曆過年的這幾天，空前的低溫侵襲台灣，走在路上，刺骨的寒風不留情的鑽進衣領裡，這幾天，大概是我回台灣之後，心境最可以比擬波羅的海之旅的時刻了吧！我想到2003年的3月，Aksels跟我肩併肩走在Riga結冰的街道上(或者應該說我的頭併著他的肩膀比較符合身高的差距…)，他跨一步，總抵得上我一步半的距離，Aksels對我說：“Taiwan is like a heaven. It is always so warm. I don’t like winter here. It is so freezing. We’ve spent the whole winter longing for the spring to come…” Aksels總愛跟我提到他在綠島泡溫泉的時候，那種想一直留在台灣的感動，那是一種拉脫維亞人對溫暖的渴望，而在拉脫維亞之行後，我真的能夠發自內心的體會那一份盼望…。
二月天，是快盼到春天來臨的時候了，拉脫維亞在鐵幕下盼了這麼久，我想，這個國家的春天，也該來臨了吧！我想到Riga的朋友，想到Aksels、Aija、Eva…，不禁也為他們祈禱著春天快快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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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2003年開始，我曾經寫過兩年多的電子報，紀錄著我在世界醫學生組織工作的心路歷程，「世界的臉孔」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系列，走過世界大大小小的許多角落，看過無數的雄偉建築和壯麗景緻，但最令我難以忘懷的，卻是那一次次與各地朋友交心的過程，我一直相信，這個世界是因為「人」的存在而變得高潮迭起！   
雖然大家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但我從每個朋友的經歷之中，卻都看到不同的世界，一次次的邂逅，帶給我意想不到的成長，而「世界的臉孔」系列，是我的一個嘗試，希望將我在不同國度的朋友身上看到的感動，分享給所有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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