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ais des Nations是聯合國歐洲總部，位在日內瓦湖畔，腹地廣大，擁有宏偉的建築，毗鄰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樓，是每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開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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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們就像蛹一樣，慢慢的從睡袋裡面爬出來，努力的妝點自己，變成漂亮的蝴蝶，進入這個華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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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天的世界衛生大會之後，Kristina的這一番話，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實在是一個很巧妙的描述。
再次因為要省錢，代表團一行6個人，加上駐守在日內瓦的兩位幹部，八個人擠在原本兩個人住的公寓裡，睡袋整整齊齊的佔據著規劃好的空間，僅剩下的位置，則零亂的堆著來自各國的行李箱。
世界衛生大會，對我們這些醫學生來說，實在是一個華麗得太不真實的世界。
在Palais des Nations(註一)的第一天，我和IFMSA會長Kristina、醫學教育委員會主席Ozgur獲邀參加World Health Professional Alliance(註二)的接待午宴，這樣的Reception，在世界醫學生會議的場合中，也是常見的，盛裝的男女、精緻的點心、香醇的紅酒，似乎永遠是塑造上流社會「格調」的場景，和站在身邊的陌生人自我介紹，開啟對話，介紹世界醫學生組織，在這一年IFMSA副會長的任期中，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只不過，我的前四個對話的對象，分別是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委內瑞拉的衛生部長，以及世界藥師協會的副會長。
不由得讓我想起「在新竹市區丟一把小石子，至少會打到一個博士」的說法，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拿起照相機隨便照一張照片，大概也至少會照到一個衛生部長吧…這樣的說法在我到日內瓦的紀念品店買紀念品，結帳時巧遇委內瑞拉的衛生部長，以及在公車上遇到Benin的衛生部代表這兩個事件發生後，更是讓我深信不疑。
坐在世衛大會的場邊，看著各國衛生部代表席中的人們，各色的人種，西裝革履的人群中點綴著五顏六色的傳統服飾，我俏皮的想起Star War中星際會議的場景，各式各樣怪異長相的星際領袖，坐在高科技的會議廳裡，討論著星際的和平。我眼中的這些人，正握著全球六十億人的健康的未來，專業而嚴肅的用詞、充滿修飾與包裝的演講內容，鎂光燈下，是一齣正由不同國家的衛生領袖輪番上演的戲劇。
是的，在我的眼中，這一切就像是一場戲劇，記得之前大五上外科核心課程的時候，由於共同筆記做得太好太完善，使得上課變成一齣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戲劇，老師依照著一貫的步調上課，重複著相同的內容，問著同學相同的問題，而被點到回答問題的同學就老神在在的朗誦著共筆的內容，有些人還會假裝思考一下，再繼續唸下去，就這樣，照本宣科的課程，在老師學生心照不宣的情況下，一遍一遍的上演。坐在世衛大會場邊，主席熟練的朗誦著議程，各國衛生部長帶著打字整齊的講稿上台，朗誦著幕僚準備好的講詞，華麗的佈景，堅強的卡司之外，情節卻是這麼熟悉。
當然，我並不意外於這樣的發現，在世界醫學生組織中打滾了多年，我倒也深諳「會議的結果，在會議開始的同時就已經確定」的道理。正如台灣將再度被拒於世衛組織門外的消息，在正式的大會開始前，就已經傳開了，大會上塞內加爾、巴拿馬衛生部長支持台灣的發言，中國衛生部長吳儀慷慨激昂的指控台灣的政治意圖，充其量，也只是稱職演員的稱職演出罷了。
在會場中，大部分的時候，與會者並不知道發言的人的長相，因為會場太大，每個與會者之間的聯繫，都只有耳朵上那只耳機，眼前的麥克風，以及那條細細的電線，而往往最熟悉的聲音，是說著與自己相同語言的同步翻譯…，平心而論，會場中的互動，跟遠距視訊會議實在差不了多少。親自與會後，我更加相信，世界衛生大會的價值，不在於大會本身，而在於全球網絡的掌控，藉由大會的舉辦來塑造出全球衛生議題的領導性權威，就像中小學的校長、訓導主任和教官總是要親自主持全校朝會以宣示他們的領導權威一樣，如果小學朝會變成聽教官講話的錄音帶，似乎教官就不再是小時候印象中威風的教官了。
然而，真正的進展，顯然是在各國衛生部長的私下晤談中達成的。我看中國電子報報導陳建仁署長與美國的衛生部長湯普森在世衛大會上達成了多項協議，然而，在真正的大會上，與會者卻只聽得到美國在General Discussion上對於台灣不應被屏除於世界衛生網絡之外的三言兩語。華麗的場景，盡責的演員背後，其實是暗潮洶湧的立場之爭，是旁觀者看不到的血淋淋的戰場。
即便如此，整個大會還是有許多有趣的議題，SARS當仁不讓的成為最佳男主角，從世界衛生組織的Director General布倫特蘭女士，到每一個上台發言的衛生部長，沒有人忘記提到SARS，至於內容，其實就大同小異了，大概不外乎提到SARS是21 世紀全球人類共同的威脅，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這類的，比較有趣的是聽到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小組的director Dr.Heyman(?)的簡報，從二月在越南爆發的疫情一路追蹤到去年十一月的廣東省，以及因為週末聯絡不到各國衛生部門只好靠CNN等國際媒體幫忙發布疫情等等，而遺憾的事則是所有SARS肆虐的國家衛生部長都上台做了簡報，從比較輕微的菲律賓到眾所矚目的中國，甚至連香港特別行政區都做了超過十分鐘的疫情報告，而當賴比瑞亞衛生部長建議大會主席讓在場的陳建仁署長上台做台灣的疫情報告時，卻仍然遭到WHO Director General 布倫特蘭女士以「只談SARS，不談政治」為由拒絕了，看著中國大陸簡報時地圖上那塊紅色的台灣，心中百感交及。
其次，另一個讓我對世衛大會的功能感到失望的原因則是全球健康議題的複雜與多樣性，導致大會的討論主題往往在幾輪發言之後就失焦了，變成了不同區域的代表各說各話，在「Health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的圓桌會議上，冰島的衛生部長認真的解釋冰島由於今年有兩位幼童在足球門上玩耍，結果掉下來意外死亡，因此冰島政府決定編列預算努力強化孩童在遊樂場的安全，結果下一個發言的迦納衛生部長談論的則是「迦納每年有XXX(我記不得數字了)個小孩死於母親垂直傳染的愛滋病，YYY個小孩死於瘧疾，ZZZ個小孩有營養不良的問題…。」在場的與會者聽到兩個明顯的對比，以及冰島衛生部長認真的表情，臉上一定都是小丸子的三條線，我不禁想像著迦納的衛生部長在聽到冰島衛生部長嚴肅的討論遊樂場安全時心中一定嘀咕著「ㄜ~~在迦納問題好像稍微有點不一樣…」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例子，則是在「Risks for health」的Technical conference上，當世界衛生組織非傳染病小組(Non Communicable disease) Director向所有與會者報告世界衛生組織如何建議各國提倡體育活動、減少肥胖，以積極的預防慢性病的產生時，一位來自Inter-African Committee的代表，則以一連串的投影片，報告各式各樣令人難以想像的禁忌，在非洲的某些國家，男人不准吃菜，而女人只准吃菜，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吃肉會讓人變強壯，而吃菜則會讓人變虛弱，因此這樣的國家充滿了高血壓、高血脂的男性，以及營養不良的女性，更甚者，有些非洲國家認為讓小孩子喝水會變笨，因此許多小孩面臨嚴重脫水問題…。
相似的例子，在不同的會場中，不斷的上演，不同區域的衛生領袖報告著自己區域的問題以及解決策略，對一個旁觀者來說，固然大開眼界，但不同國家有著天壤之別的衛生問題，實在讓我看不到透過全球網絡尋求共同策略的曙光，當然，還是有若干議題是全球共通的，例如愛滋病的控制、菸害防治等等，但是，在每天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會議中，大部分的會議，還是在這樣各說各話、缺乏交集的遺憾中落幕，似乎，每個與會的衛生部門代表，還是都遵守著自己的劇本，在世衛大會光鮮亮麗的聚光燈下，演自己的戲，朗誦著自己的台詞，在這個沒有導演的舞台上，忍者龜和觀世音菩薩同時出現，似乎也不再令人意外，畢竟，他們的出發點也都是拯救眾生。
斷斷續續的寫著，這篇心得從我坐在聯合國歐洲總部世衛大會場內的第一天開始動筆，到現在從米蘭赴紐約的飛機上，終於接近完成，參與世衛大會之後，再次印證了政治與公共衛生的進展，都是需要龐大的耐心與毅力的，全球衛生的進步，有太多零亂的腳步、太多複雜的干擾因子、太多徒具形式的演出，但這是人性、是群體合作的必然，習慣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全人類的健康福祉以及個別國家人民的福利，在不同的健康前提下，需要取得巧妙的平衡。世界衛生大會已經第56屆，距離Alma Ata宣言也已經25週年，世界衛生組織仍然有無數的挑戰要面對，新任的世界衛生組織Director General，來自南韓的Dr. Jong Wok Lee從此次世衛大會後正式上任，面對未來的五年，所有人都對新領導下的世界衛生組織有新的期待，而幾年來，看著台灣政府跟非政府組織對加入世衛組織的努力，我也衷心的希望，不管世衛組織的未來將面臨多大的挑戰，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都不應該缺席。
完成於2003年5月25日紐約上空
註一︰Palais des Nations是聯合國歐洲總部，位在日內瓦湖畔，腹地廣大，擁有宏偉的建築，毗鄰世界衛生組織的大樓，是每年世界衛生大會的開會地點。
註二︰World Health Professional Alliance是由世界醫師會、世界護理學會、世界藥師協會所共同組成的聯盟，致力於團結全球醫療工作者的力量來推廣全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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